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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降碳政策文本质量评价、效应检验与优化路径研究
李艳;刘萍;陈俊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领域降碳成效直接关系“双碳”目标的实现。近年来，我国围绕能源低碳转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但政策文本质量能否有效转化为现实降碳绩效，有待进一步检验。论文以我国144份能源降碳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挖掘和PMC指数模型构建包含9个一级变量和51个二级变量的能源降碳政策评价体系，对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政策保障和政策类型进行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PMC政策指数纳入省级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政策文本质量对地区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并通过滞后效应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考察政策效果的传导特征。研究发现，能源降碳政策文本质量整体呈提升趋势，但在人才措施、能源合作等维度仍存在明显短板；PMC政策指数对地区碳排放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PMC政策指数的降碳影响在滞后一期更为明显；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强度是影响政策效果实现的重要因素。论文将PMC政策文本评价与面板计量检验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PMC指数模型在能源降碳政策评价中的应用，为优化能源降碳政策设计和提升政策执行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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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政策能否促进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效应？
贯君;唐晓婷;马珝淇;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发展是破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必然选择。论文将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3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析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显示，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城市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政策实施效果在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及环境规制强的城市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可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同时，产业结构高度化在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财政压力呈现负向调节效应。扩展性分析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特征。建议持续推广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合理扩大覆盖范围，因地制宜施策，精准推动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
人工智能驱动与企业ESG“漂绿”——基于国家人工智能先导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曹丽红;徐雨森;张熠;安里鹏;论文基于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政策对企业ESG“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先导区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ESG“漂绿”行为，且该效应经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验证，具备较强的因果识别力。机制分析显示，人工智能政策主要通过增加绿色创新产出、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信贷可得性、强化媒体与分析师关注等方式，从多个路径共同发挥治理作用。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管理层的绿色背景和高管绿色认知能显著增强政策对企业ESG“漂绿”行为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在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国有控股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非污染行业中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政策可有效抑制实质性与象征性“漂绿”，且对象征性“漂绿”的约束更强。
人工智能驱动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机理分析与经验证据
李存芳;王舒雨;张琪;在“人工智能+”行动与“双碳”目标协同推进的背景下，资源型企业面临资源依赖锁定与环境监管强化的双重挑战，传统绿色转型路径已收效甚微，亟须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基于2012—2024年中国资源型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其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会显著提升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其作用主要通过增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知识重组创造能力和绿色资源配置能力三条路径产生。而环境不确定性会削弱人工智能的赋能效果，组织韧性和媒体关注度则进一步增强人工智能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低、高学历人才比重大的，以及位于非资源型城市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地区的资源型企业，人工智能的绿色创新潜力更大。由此提出促进人工智能驱动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启示和建议。
农业信息化对农业气候韧性的影响——基于信息分异视角
师帅;刘昌御;郭怡梦;王筱辰;农业信息化为提升农业气候韧性水平提供了新路径，对于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7—2023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信息分异视角综合运用熵值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等方法，实证探究农业气候韧性时空特征及农业信息化对其的影响程度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信息化对农业气候韧性水平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交通基础设施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在农业信息化促进农业气候韧性水平提高中发挥调节作用；农业信息化通过抑制农业碳排放提升农业气候韧性。此外，农业信息化对农业气候韧性的影响呈现主产区优于非主产区的空间分异规律，且在高韧性区更有效。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对农业气候韧性的溢出效应更高，而信息服务则相反。因此，应强化农业信息化顶层设计，促进信息基础设施与服务协同发展，并多路径运用差异化措施分层推进农业信息化赋能农业气候韧性提升。
耐心资本如何助力“双碳”目标？——基于企业环境绩效的实证证据
杨洁;杨阳;刘丽;在全球环境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企业环境绩效已成为衡量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维度。耐心资本作为一种着眼于长期价值创造、规避短期收益压力的投资形态，因其对环境治理项目的适配性，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潜在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此，论文选取2010—2023年中国A股工业类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耐心资本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耐心资本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资金+认识”双重中介传导路径实现，即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与提升管理层绿色认知水平。（2）良好的企业ESG表现与积极的投资者情绪两者“内外调节因子”正向强化耐心资本对环境绩效的提升效果。（3）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耐心资本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高污染行业、非高科技企业及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耐心资本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作用机制，也为当前政策层面倡导“壮大耐心资本”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
重点排放企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同业溢出效应——基于产权性质的溢出机制检验
李顺平;朱顺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加强对重点排放企业的监管是推动碳减排的重要措施，同时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则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长期支撑。论文通过使用2012—2021年64个行业门类共905家上市公司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集，实证检验了被列为重点排放企业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该影响的同业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首先，被列为重点排放企业对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投入和产出均存在负向影响；其次，重点排放企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负向的同业溢出效应；最后，重点排放企业对绿色创新影响的同业溢出效应，主要通过非国有上市公司向其他同业公司溢出。基于实证结果，从政府部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三个视角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数字化与农业面源污染
高鹏;白福臣;郑沃林;基于构建的“环境规制—数字化—农业面源污染”分析框架，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地理探测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下的政策强制干预手段和经济激励手段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驱动作用；与环境规制相比，数字化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驱动作用更为显著，主要来源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农业生产技术以及绿色数字金融赋能农业绿色生产；环境规制和数字化的交互作用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驱动作用，主要源于数字化增强了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进而促进农户规则感知以及赋能政府经济激励的横向调节手段。基于上述结论，从发挥政府指引作用、拓宽农户参与渠道、加强农村数字化建设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