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9期
“双碳”目标下中国减排与发展的平衡路径研究——基于DICE模型
伏刚;论文聚焦中国“双碳”目标下协同推进降碳与经济增长的重大挑战，基于DICE理论框架构建了包含中国经济结构与环境特征的本土化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评估了不同减排政策路径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并识别出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成本的最优策略。通过模拟中国40年气候与经济的动态互动路径，研究发现：(1)在无减排、线性减排、最优减排及激进减排四种政策模式中，最优减排策略在平衡长期经济损失与环境效益、最大化社会福利方面表现最佳，其动态调整路径与中国“双碳”目标最为契合。(2)激进减排虽环境效果最优，但可能引致显著的短期经济成本，而无减排措施将导致不可持续的长期气候损害与经济后果。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制定与实施“双碳”目标下的气候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新质生产力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组态路径
温宁;论文将新质生产力解构为科技、绿色、数字三个维度，以2014—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fsQCA方法，分析新质生产力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和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新质生产力与碳排放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其中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弹性大于绿色新质生产力，科技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则表现出强滞后性特征；(2)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产业转型、能源转型是新质生产力提高碳排放绩效的四条有效中介路径，且不同维度新质生产力在各传导路径中的作用效力存在显著分化；(3)环境规制、耗能水平、市场化水平对新质生产力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调节作用，且区域异质性显著；(4)高碳排放绩效的实现需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源效率提升的共同作用，多要素协同联动是碳减排增效的核心逻辑。研究结论可以丰富新质生产力与碳减排领域的理论研究，为我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精准设计碳减排政策提供系统性的实证支撑。
煤炭资源禀赋差异视角下清洁机组装机规模预测与碳减排效益评估
李彦斌;韩雅萱;刘昕彤;李赟;薛晓达;实现燃煤清洁发电机组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布局，对电力行业节能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区域煤炭资源禀赋差异视角下，考虑经济发展、消费需求、技术研发能力等因素，基于SaDE-SVM算法预测中国各省份煤炭及煤炭废弃物产量，并在2020年火电装机结构的基础上，分析2025年和2030年燃煤清洁发电机组装机规模及其发展所带来的碳减排效益。结果表明：未来中国的煤炭产量将保持匀速增长，预计到2025年产量为40亿～44亿吨，2030年为41亿～48亿吨，相应地，煤炭废弃物产量将分别达到12.7亿吨和14.7亿吨；燃煤清洁发电机组的装机重点向华北、西北地区转移，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装机速度需要减缓；根据区域发展特征做好燃煤清洁发电机组的布局，能为我国带来每年2亿吨以上的碳减排量。
数字时代的绿色突围：数字贸易协定对绿色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吴海婷;戴建华;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加速推进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探究数字时代下如何驱动绿色全球价值链升级不仅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更是各国在数字经济时代重塑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论文基于“成本发现”模型，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构建了基于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的绿色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考察数字贸易协定对绿色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协定显著提升了绿色附加值的获取能力，促进了绿色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且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贸易开放效应和金融发展效应是数字贸易协定推动绿色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关键中介渠道。然而，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不同特征的行业，数字贸易协定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数字贸易规则优化与绿色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据要素共享能否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提质增量”?——来自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证据
蒋团标;邵楚婷;畅通数据要素流动共享，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举措。论文基于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探究数据要素共享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数据要素共享显著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提质增量”，并通过提升企业环境社会责任、降低创新交易成本的方式间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东部地区、高市场化水平地区能够强化数据要素共享对绿色创新的驱动作用。拓展性分析发现，当公共数据平台的地理区位级别、专业化程度较高时，数据要素共享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并最终带来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最后从完善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建立数据驱动的绿色决策体系、实施差异化引导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智慧物流与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赋能还是负能?
孙启鹏;张佳敏;靳瑞杰;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手段，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下，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应用基础的智慧物流为促进中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论文以2013—2022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了智慧物流对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智慧物流显著提升了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并对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绿色发展三个包容性绿色增长细分维度具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智慧物流主要通过推动资本、劳动和能源偏向性技术进步促进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揭示了智慧物流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作用路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智慧物流和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研究，还为地区发展布局智慧物流、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绿色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实证研究
王金亮;金晶;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鲜明底色与重要内核，承载着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使命，更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为此，论文基于2003—2022年中国对57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与贸易数据，探究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绿色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显著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绿色产品出口，在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且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低、政府效率高、法治水平高的国家以及亚洲国家更为显著。(2)机制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共建国家的绿色产品出口。(3)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作用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产品出口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并且制度距离弱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绿色产品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以上发现可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一定启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拉动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推动其绿色转型的重要动能，研究结果为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视野。
绿色金融对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
杜永善;陈家祥;张铄迪;于海洋;绿色金融可以有效连接环境治理与经济效率，通过市场化工具和资本再配置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论文选取2006—2024年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GML指数，分别测算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绿色金融有效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因地理区位、低碳试点政策和资源禀赋不同而存在异质性。(3)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教育支出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会分别减缓和增强绿色金融对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且二者在对称与非对称空间关联下对空间溢出的调节方向存在显著差异，揭示了空间结构对传导机制的关键约束作用。
环保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识别与空间效应
郑鹏;朱良伟;在“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双重引领下，探究如何有效运用环境规制手段驱动城市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论文以201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超效率SBM-GML模型测度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22年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揭示环保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环保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是环保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路径，环保执法力度在环保税发挥作用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2)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税对东中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协同水平城市作用更为显著。(3)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发现，环保税对本地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周边相邻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则产生了抑制效应。研究结论为优化环保税政策设计、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城市建设能否促进城市碳排放“量降质增”
张优智;卞如梦;刘寅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离不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法治保障作用。论文基于2007—2022年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量降质增”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环境公益诉讼试点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碳排放“量降质增”。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公益诉讼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降低南方城市碳排放的“量”，提升北方城市碳排放的“质”，该政策在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对提升碳排放“质”能够发挥更优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和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城市碳排放“量降质增”，环保处罚力度在试点政策降低城市碳排放“量”和提升“质”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负面媒体关注度在试点政策降低城市碳排放“量”的过程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而正面媒体关注度在试点政策提升城市碳排放“质”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论文研究结果为中国从司法规制角度约束城市碳排放、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